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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20:03:44【3409754】
市为基本单位分散操作,当时机成熟时,再考虑将适当比例的养老金委托统一机构操作。从时机上看,养老金入市宜早。一方面,目前我国股市整体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域,不少行业公司具有较好的成长前景和投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分批进入,有利于实现养老金的平稳入市和避免市场风险。短期来看,养老金入市对低迷的二级市场提振投资信心具有重大作用,尽管先期入市规模有限,但信号作用无疑更重要。而对于养老金制度本身,黄泽民表示,随着养老金的入市,我国养老金制度将从提高参保比率、提高覆盖人群等做增量的阶段逐步向提高保值能力、提高给付能力等精细化管理阶段转变。“出境抢购”愈演愈烈导致消费力外流化妆品、奶粉进口关税应适度下调□晚报记者 陈珍妮 报道奢侈品境外比境内便宜,中国内地消费者“出境抢购潮”汹涌。 “国际品牌的化妆品、洋奶粉、手表,许多过去认为的奢侈品正慢慢变为大众消费品。”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经济学家张兆安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建议,对化妆品等相对低价值的奢侈品关税适当下调,促进消费力回流,促进内需。境外消费群体日益庞大据商务部调查数据显示,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产品这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高档消费品,境内外的差价明显:内地市场比香港要高45%左右,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高额的进口关税一向被认为是国际品牌产品在内地售价远远高于境外的主要因素。按照2011年初实施的《进境物品税调整方案》,包括电器、手表等部分奢侈品的进口关税在10%-30%之间,烟、酒、化妆品的进口关税更高达50%。强烈的比价效应,又促使前往境外旅游的人们,即使目前没有购买奢侈品的计划,也不愿放弃购买的机会。从内地游客在香港用手推车买化妆品,在拉斯维加斯包场购物,到2010年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6.5亿欧元(约合61.3亿元人民币),都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张兆安说,在如今开放的消费环境下,依靠高关税不会打消消费者的境外购买需求,反而会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境外旅游购物,或让出境同事、朋友买,更催热了网络代购。据统计,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人群已达到总人口的13%以上,“境外购物族”这一潜在的消费群体数量可观,这也导致境内消费力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化妆品等已转为日用品“以前我们小时候家里有辆自行车那可了不得,那时候自行车就是奢侈品,现在几千块的手表也不属于奢侈品,可见奢侈品是一个动态概念。 ”张兆安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人们主要解决的是生活温饱问题,超此范围的生活用品都把它归类为奢侈品或高档生活品,对其开征高昂的消费税或进口关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时认为的高档消费品现在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品,这就需要对高档消费品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张兆安认为,那些进口的照相摄像设备、部分品牌的手表、化妆品和品牌奶粉,已经可以视为日常生活用品了。及时下降关税,既可以避免出现人们出境抢购的窘状,又可以有效留住实实在在的消费购买力。适当下调相对低价值奢侈品下调关税肯定不能“一刀切”,首先要及时分类梳理。张兆安指出,对那些仍然属于奢侈品的税率可以维持不变或少变,不再属于奢侈品的就应该下降税率。因此,坚持税率维持不变或者要求下降所有奢侈品税率的观点,实际上都有失偏颇。从操作层面而言,张兆安提出一套“具体方案”——“凡是境外购买比较大的、比重高的,比如化妆品、箱包、衣服、奶粉等,先分类梳理;在梳理基础上,根据消费习惯、消费水平、消费人群,设定几条价格线,设为真正高端的、中端的以及相对价值低的进口高档消费品。其中,对相对低价值的奢侈品适当下调关税。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测算,若关税调整将引起消费回流,至少达到70%。调低关税会冲击境内企业?一直以来,要不要降低进口高档消费品关税都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调低进口关税,会严重冲击境内制造同类商品的企业,鼓励人们盲目攀比的奢侈消费习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关联度不大,大部分消费者都是为了买境外品牌物品,对境内同类产品可能会造成影响,但不会造成太大冲击。 ”同时,张兆安认为此举也更有利于“倒逼境内企业提升竞争能力”。据调查显示,全球奢侈品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在中国境内生产,这说明我国境内企业已经参与到了奢侈品的生产环节,只是还处在整个奢侈品价值链的未端。张兆安指出,如果只是单纯依靠高额进口关税来减少境外奢侈品的消费,在目前开放的消费市场环境下,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可能长久地起到保护境内企业的作用。□晚报记者 冯兰蔺 报道 "申纪兰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国网 山西 综合编辑 3月2日,来自山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抵达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相关新闻:申纪兰回应""从未投过反对票"":不拥护就不投票自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82岁的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全国女劳模申纪兰已连续参加十一届全国两会。去年两会,她“从未投过反对票”的话语在网上引起热议。昨天,申纪兰回应说,她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农民,能当一届人大代表就了不得了,没想到连续当了十一届。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见证人,内心拥护的事,她就赞成,不拥护的,她就不投票。" 中广网重庆3月3日消息(记者刘湛)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一中校长鲁善坤今天建议,把高中高难课程纳入选修课,减轻学生负担。 鲁善坤认为,目前高中部分学科的内容较为高深,其中物理和数学中有不少内容不仅难度大,很多内容也不符合所有学生的兴趣。所以他建议在不断进行的高中新课改中,把部分学科的高难内容纳入选修范围。鲁善坤举例说,以物理这门课来说,主要内容还是力学和电学,类似核物理等比较高深的内容就可以列为选修,让有兴趣的同学去选,而不是给所有学生授课。鲁善坤认为,通过这样的选修课内容设置以后,较难的内容就不应纳入高考的范畴。同时,还应在选修课中加强综合实践性课程。 2012年两会更不一般。它是秋季中共十八大前,中国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活动,同时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如果把两会比作政治舞台,今年两会,将是本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谢幕演出。南方周末编辑部从本期起,将连续推出两会特别报道。本期专题,将回望本届代表委员这五年,梳理在这飞速变化的五年里,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轨迹。我们将关注农民工代表和敢言的委员们如何履职,本届人大开展的专题询问的进展,以及人大代表学历日益提高的趋势。此外,我们还关注本届代表如何使用“特别信封”,哪些代表的资格被终止,敬请读者关注。两会大幕将启,舞台灯光即将打开。让我们继续观察,有多少代表委员会语惊四座,又有多少官员仍将谨言慎行,而三位农民工代表,如何承载2.42亿农民工沉甸甸的希望。我们热切期待,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会议,能对中国社会进步,有所推动,有所启示。“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在297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哪几位代表身上承载了最多人的期待,要反映最多人的呼声?答案是:广东团代表胡小燕、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他们三个人,要为2.42亿农民工说话。胡小燕们是在2008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在那之前,这个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还没有农民工的身影,没有农民工的声音。现在,三人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他们个人的境遇、心态都发生着改变,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不过,等待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突然降临的机遇“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踏上两会的政治舞台之前,胡小燕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我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前,她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胡小燕将她的当选视为“机遇”——给她和其他两人带来机遇的,是一份于2007年通过的文件:《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文件特别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那一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26亿,“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称其“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最终选举产生农民工代表的省市,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广东和上海,以及劳务输出大市重庆。三位当选者都经过了层层选拔与考察,他们的履历勾勒出这样的形象:出身农村,迫于经济压力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活儿开始干,有上进心、肯钻研,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但都没有进入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层。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康厚明和朱雪芹已经分别是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而胡小燕则是“佛山市十佳外来工”之一。尽管荣誉加身,但三位代表刚当选时依然满是纯朴,对人大代表的职责也不甚了了。有美国记者曾问胡小燕:“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的回答是:“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胡小燕们会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履职中积累了许多心得,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许多次履职培训。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前,胡小燕感慨。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胡小燕最先当选,性格又最为直爽,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到了2008年3月7日,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提了两点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听了胡小燕的发言,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从此,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后来有人找到她,说要去北京上访,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胡小燕答复说: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说完她又补充:“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你去找信访嘛,说说情况。”出名之后,记者蜂拥而至,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她会下的时间,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几次会开下来,北京的那么多景点,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驻地不在一起,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还是在会上的讨论,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而非议案。“议案需要很多准备,非常严格。”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比如一个老板,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作为打工者,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另外,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你能了解多少?”针对这种情况,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一些助手。他们在工厂要上班,每天要干活,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不过,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她的另一条关于“修建农民工公寓”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但从2011年开始,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虽然她明白,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助推”作用,但胡小燕坚持认为:“有人推进的话,肯定会好一些。”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他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现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推了又推,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比如关于“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的建议。这一建议,朱雪芹也提过。四年下来,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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